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

2017年5月3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座谈会上指出，“学科结构不尽合理，法学学科体系、课程体系不够完善；社会亟需的新兴学科开设不足，法学学科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还不够，知识容量需要扩充；有的学科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，不能回答和解释现实问题；有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实施偏重于西方法学理论、缺乏鉴别批判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不够深入”等等。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、有的放矢的判断，切中中国法学学科发展的问题要害。

法学学科体系在法学教育体系中起着基础性、支撑性的作用。2023年2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从四个方面，对法学教育体系完善发展作出了战略计划和系统部署，其中，对法学学科体系的优化“方案”进行了明确的梳理。

2023年8月12日，“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”论坛上，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、学术委员会主任、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张文显对《意见》作了深度解读。

他表示，《意见》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分析为指引，在充分吸收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和咨询意见的基础上，把学科体系划分为基础和主干学科、新兴学科、交叉学科三类，分别提出改革发展的意见。第一，推进法理学、法律史等基础学科以及宪法学与行政法学、刑法学、民商法学、诉讼法学、经济法学、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、国际法学、军事法学等主干学科更新学科内涵，更好融入全面依法治国实践。第二，大力加强和积极发展立法学、纪检监察学、党内法规学、国家安全法学、涉外法学、区际法学、社会治理法学、文化法学、教育法学、科技法学、数字法学、生物安全法学、气候法学、海洋法学等新兴学科建设。第三，有力推进交叉学科创新发展，特别是推进法学和经济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、心理学、统计学、管理学、人类学、网络工程以及自然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，扩充知识容量、培植学科增长点，培养高质量复合型法治人才。同时，数字法学、生物安全法学、气候法学、海洋法学等新兴学科也是典型的交叉学科。

针对基础和主干学科，张文显专门发表文章进行了进一步解读：法理学、法史学等基础学科和宪法学、刑法学、民法学等传统学科，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智识资源，持续不断地为法治建设提供着智力支持，但与全面依法治国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创新实践相比，还存在理论滞后于实际、概念和命题老化、研究方法陈旧等问题。针对这些问题，必须加快推动基础学科和传统学科立足实践、创新方法、转型升级，指引它们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凝练新概念、新命题、新理论。尤其是法理学、宪法学、刑法学和民法学，它们在法学学科体系当中体量大、内容多、辐射广，必须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、凸显中国特色为导向，更加注重立足国情和本土资源，对复杂现实进行深入分析、作出科学总结、提炼规律性认识，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，并将其贯穿于法学研究和教学全过程，逐渐摆脱对西方法学知识体系的依赖，使我国的基础学科和传统学科坚持法治的中国道路、凝聚法治的中国经验、彰显法治的中国精神。

新兴学科方面，他认为要推动新兴学科的原始创新。面对社会发展和法治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需求，发展新兴学科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的当务之急。新兴学科是在实践需求的呼唤中产生的，也必然要在解决实践问题的经验和反思中成长，从实际出发、从问题入手的原始创新，是发展新兴学科的唯一选择。

交叉学科方面，他认为要推动交叉学科加快发展。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各环节中的诸多问题，不是仅靠法学一个学科就可以独立解决的，而是需要哲学、政治学、伦理学、管理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统计学、网络工程学、生物科学、数学等学科的共同发力，需要文理工医等学科的协同攻关。加快发展法学交叉学科，关键是要增强交叉学科的范畴研究，以概念共享推进理论共通、方法共融。概念共享是建设交叉学科的前提，也是衡量交叉学科发展水平的标尺。近几年来，法经济学、法社会学、法人类学、法政治学、法伦理学、比较法文化、法律方法论、法律与科技、法律与文学、法律与艺术研究等，正是在范畴研究和共享概念的沃土上蓬勃发展起来的。

数字技术的发展模糊了传统知识以及学科边界，传统法学学科划分一定程度上已经无法对应层出不穷的新领域、新业态、新问题。对此，有不少学者认为，不应再固守传统学科划分。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龙卫球认为，应当顺应国家法治建设进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，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，建设文理、法科融合的开放式法学学科体系。

然而，受制于数字治理实践和发展阶段，交叉学科目前面临研究思路发散、知识储备薄弱、基础理论缺位等问题。对此，龙卫球认为，在保持开放的同时，法学院应当综合本土实践需求、高校突出优势以及学院发展特色等条件，立足国际视野，适当参考国外优秀法学院法律与科技交叉融合的教学课程、学科竞赛以及科研项目建设成果，科学合理地设置交叉学科，并且就相应学科研究对象等构成要素谋求广泛共识，筑牢学科建设的教研团队基础，建设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新学科。最终通过吸纳新兴交叉学科，完善法学学科体系，促使法学与科技实现互动增益发展，为法学教育发展和法学理论创新提供不竭动力。

至于法学与科技两个不同的学科如何融合，龙卫球认为，要先确定“法学+科技”交叉学科在现有法学学科体系中能否占有一席之地，进而“合理确定学科名称”“精准界定学科特征”“清晰划定学科范畴”。

“统一学科名称，是建立国家正式认可的二级学科所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。”龙卫球认为，现阶段国内法学院校使用的学科名称并不统一，如网络法学、计算法学、数据法学、人工智能法学等，直接影响到该学科在国内外能否得到认可与接受、能否继续发展与转化等系列问题。

龙卫球介绍说：“精准界定学科特征的目的，是能帮助在现有法学学科基础上打造出‘法学底色、科技特色’的新学科体系。毕竟‘法律+科技’交叉学科既需要打通文、理、工以实现各领域有机整合，又需要结合理论与实践以凝练发展经验，同时需要进行国内外切磋交流以凝集全球智识。清晰划定学科范畴，在于成为独立学科需拥有科学合理、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，‘法律+科技’交叉学科同样需要厘清基础理论，建构自成一体的学科研究范畴。”

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屈文生表示，优化法学学科体系，人才是关键、科研是核心、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是检验标准，要发挥重点政法院校在法学学科体系构建中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屈文生介绍，与全国600余所法学培养院系相似的是，华东政法大学也在试图寻找自己的特色。在拥有比较全面的传统法学二级学科基础上，华东政法大学在交叉学科、新兴学科方面发展迅速。如，党内法规学已经招收六届学生，今年就招了16名博士生。除此以外，设置数字与传媒文化产业智能法学、教育法学、刑事司法学、传播法学、卫生健康法学、纪检监察法学、法治文化、国家安全法学、法律语言、涉外法治等相关的二级交叉学科，是一个探索。

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谢进杰教授也表示，在法律人才培养过程中，要思考传递给学生实际的教育教学导向是什么。他认为，必修课体系占用了学生学习的大部分时间，留给他们自由的学习时间很有限，这也会导致高度同质化，这种同质化也会阻碍打造特色的教学教育体系。未来是否有可能600多家法学院校分流分类特色发展，如一家法学院专门围绕某一领域开展培养，还需我们接下来慢慢去探索。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柏峰同样认为，总体而言，目前法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容量已经较为饱和，课时和学分安排空间并不大，因此不宜增加专业必修课程。他认为，更新完善法学专业课程体系，应当考虑增加法学专业的本科方向，并根据不同方向安排课程模块，将新型课程纳入不同的模块。

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专业为例，设有法学（不分方向）和民商法、涉外法治、政府法治、刑事司法、社会治理六个方向，还设有知识产权、纪检监察、卓越法治人才实验班、国际法实验班、法学（国际班）、法学/经济学（双学位班）、法学（国际学生）等专业或方向。不同方向的课程体系用不同的模块来设置，侧重有所不同，但都在必修课之外设置选修课程模块。这样，既可以容纳大量的新型课程，又可以尊重学生对课程的自由选择。

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深化，新兴学科蓬勃发展，逐渐进入法学本科课程体系，应当成为更新完善法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主要考虑方向。

陈柏峰认为，适时更新完善法学专业课程体系，加快建设党内法规学、监察法学、社会治理法学等体现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成就的课程，开拓设置“领域法学”课程，设置多元专业方向模块来容纳大量新型课程。

党内法规学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，党内法规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，依规治党得到历史性发展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。同时，自上而下建立起党内法规工作组织体系、制度体系和专门工作队伍，党内法规规划、制定、解释、清理、备案审查、评估工作同步推进。一些高校在法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独立的党内法规学二级学科，中央“马工程”重点教材《党内法规学》出版，党内法规学课程在很多法学院开设。

监察法学。我国持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，制定了国家监察法，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，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。党统一指挥、全面覆盖、权威高效的纪检监察体系已经建立起来，党的监督活动与国家监察活动融贯合一，纪检监察活动达到了历史新高度。监察权成为与行政权、审判权、检察权平行的国家权力。监察法学已经成为法学专业课程，并作为法学二级学科设置，纪检监察学更作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设置。

社会治理法学。随着国家和社会治理广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范畴，社会治理作为带有政治性、政策性的法治实践领域，已经从过去社会管制发展到维稳导向的社会管理，进而发展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，其经验不断被总结，并反映到学科和课程建设方面。社会治理法学涉及公共服务、纠纷调解、社会治安、公共安全等多方面事务的法律规制，已经在一些法学院开设本科课程。

数字法学。随着互联网、移动通信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物联网、大数据等数字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，当今社会已经步入数字化时代。数据的收集、存储、加工、使用、处理、垄断和竞争等都与法律息息相关，数据关系本身也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。法律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重要制度，亦不可避免地受到数字化浪潮的冲击。法学在多个维度上与推动社会数字化发展的各种技术相互交织，数字法学成为回应数字时代的学科和课程增长点。

与此同时，数字技术革命引发了依法治国的场景、范式、路径的重大变革，例如个人信息数据泄露、精准电信网络诈骗、自动驾驶等已有现实问题，叠加数字技术衍生的新型犯罪加剧了人们对数据与算法隐患的担忧。法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呼吁建立数字法学学科，探索建立数权和算责体系的法律制度。

除此以外，陈柏峰表示，“领域法学”逐渐成为未来法学学科发展和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，也应当成为法律院校根据自身优势和特色开设的新课程。由于部门法划分的局限，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为划分标准的部门法学科体系日益受到挑战。

同时，我国很多立法基于行业领域实践，承载行业领域体现“诸法合一”。他认为，这些都是“领域立法”兴起的有利因素。领域法学以问题为导向，以特定经济社会领域与法律有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，融合不同部门法学的研究方法，可以建立交叉性、开放性、整合性的分支学科体系。另外，通过经验研究方法观察行业领域的实质利益关系、社会要素，还可以与部门法学的规范研究方法互补。文化法学、教育法学、国家安全法学、气候法学、海洋法学、财税法学、金融法学、会计法学、卫生法学、计量法学、传媒法学等，都可能成为重要的领域法学学科和课程。目前，已有一些行业特色院校设有相关课程。他认为，未来应当加快发展，让“领域法学”成为更新完善法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着力点。

（原题：“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”系列报道之二 | 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）

文/本社记者 李天琪

来源：《民主与法制》周刊2023年第37期

编辑：芦佳琪 汪珈同